待遇，中国民营企业的瓶颈 专访戴元臣

一、待遇,中国民营企业的瓶颈 戴园晨访谈录（论文文献综述）

许振江^[1]（2019）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下学界兴起了对改革开放及其历史的研究热潮。开展对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应当在阐述“改革开放史”的概念及其内涵基础上,明确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在“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等多种范式共存与争鸣条件下,实现多种研究范式的互鉴融通,乃至构建适合改革开放研究的新的研究范式,促进改革开放研究框架体系的搭建和党史学科体系建设。当下深化改革开放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存史、资政、育人三个方面。这三方面的价值同样体现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之中。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上海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后来居上,实现了由“后卫”到“排头兵”的飞跃。学界对上海改革开放的研究也经历了萌生与初生、规范与兴盛、全面发展的阶段。新时代,上海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试验田,承担和肩负起越来越多的改革试点工作,引领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鉴于上海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现实及其未来中的重要地位,学界对上海改革开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就研究领域而言,从最初的政治、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相契合,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实践主题的历史定位。就研究现状而言,相较于生态领域改革的研究而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研究是成果较多的领域,其中尤以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为甚,这与上海乃至全国改革开放从经济领域起步并实现突破有着密切联系;社会领域的改革建设,上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因而对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旨在发挥“上海经验”的借鉴参考价值;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兴起,上海在城市生态建设和体制建设方面的做法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相较于其他领域,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就国内研究而言,学界研究的问题主要聚焦于上海改革开放历史过程与分期、浦东开发开放、国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与医疗改革,城市综合治理和党的建设等主要问题。对上海改革开放,海外学者和机构也予以相当的关注,他们研究的问题主要聚焦于上海与全球化关联,表现之一就是全球化对上海的影响,体现为对外资投资、产业转型升级、政府与市场等问题的关注;其二是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诉求,表现为对上海建设全球中心城市路径、挑战和机遇的研究;除此之外,对上海的移民、就业、教育等社会问题也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研究。整体而言,这些研究问题背后是学界对“怎样发展上海、发展什么样的上海”问题的关怀,是对新时代如何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考与探索,以及对怎样推进地方改革开放、怎样研究地方改革开放的探索与反思。就研究方法而言,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学界综合各类研究方法的特点,实现了文献研究法、社会史学、口述史学、定性与定量、比较研究等各类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各类研究方法的优势和不足,应当客观公正看待,坚持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切忌过分夸大或贬低,更为重要的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在研究成果方面,上海改革开放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图书、报纸文章的形式的呈现,其中论文成果数量是其中占比最大的,其次是图书成果。除此之外,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报告、资政报告、视频影像成果,成果类型呈现形式多样化。就学术影响力而言,以成果的被引量和载体影响因子而言,不同类型的成果在被引量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总体而言,学位论文、期刊论文被引量要多于图书的被引量。刊载研究成果的主要期刊的影响因子总体偏低。因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成果在影响力方面还有待加强。就研究力量而言,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国内高等院校、上海社科院、上海市委党校构成了研究的主要力量。除此之外,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及部分档案馆、纪念馆、区县史志部门也是其中重要的参与力量。在海外研究中,北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国家构成了研究的中坚力量,其中尤以美国、日本、新加坡、英国等国家为主。尽管当下的改革开放研究比较热门,但是研究面临的问题仍不可忽视,比如研究史料中官方史料档案封闭性问题,民间史料的发掘运用问题,研究人员不足、结构不合理且科研能力有待加强的问题,研究成果的资政育人效果转化,以及党史学科定位和归属不清晰导致的学科体系建设迟滞问题,等等。就未来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发展而言,本文认为要以上述问题为切入点,着力解决研究人员和史料问题。在研究内容上继续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研究,注重上海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教训、实践模式的总结,真正发挥改革开放史研究资政育人功效的发挥,同时借鉴海外上海研究相关成果、经验和方法,全面深化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未来的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应当体现和注重对“人”的发现与关怀,加强对改革开放精神、改革开放中的争论等议题的研究探讨,以及通过在对改革开放历史的定位和探究中建构改革开放话语,乃至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促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阐述和传播。本文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研究恰逢其时,正值当下。新时代党和国家将改革开放予以“里程碑”和“历史性事件”的极高评价和定位,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顺应了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发展的趋势,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期望和需求,其历史性成就使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所发生的巨变和飞跃;另一方面,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面临着“啃硬骨头”、“趟深水区”的困境,亟需打破体制机制和思想领域的桎梏和藩篱,因而总结研究改革开放历史,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历史、理论支撑尤为重要。鉴于总结历史、服务现实和引领未来的多重需求,本文认为应该以当下改革开放史研究为契机,将党史国史研究重心的后移,以深化当代中国研究。

何海琳^[2]（2014）在《刘国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刘国光经济思想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主要观点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刘国光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和分析。本文研究刘国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有：计划与市场结合论、经济体制改革、双重模式转换、宏观调控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深化改革的方向和方法、批判新自由主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等。进入新世纪后刘国光的经济思想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史论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从多个角度对刘国光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并提出对我国当前经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的结论。对刘国光经济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第一,刘国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刘国光经济思想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刘国光曾多次参与党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文件的起草,研究刘国光经济思想可以加深对党和国家重大经济决策和改革开放历程的认识；第三,刘国光的高度历史责任感和严谨学风是广大经济学人学习的榜样。

曹伟^[3]（2013）在《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 ——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困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温州模式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区域发展模式。温州模式不仅实现了温州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也为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起到了宝贵的示范作用。同样,今天的“温州困境”不仅是温州的困境,而且昭示着我国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的困境。从全国来看,如何克服资源要素的制约,推动人情社会向法治转变,保障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恰当作为,都是全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温州作为我国最早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地区,也最早遭遇到这些问题的挑战,非常具有典型性。因此,破解“温州困境”的意义也就超越了温州发展的区域意义,或许与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模式引领中国经济改革一样,具有全国性的示范价值。本文借用物理学中耦合的概念,尝试提出政企耦合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相互依赖、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运用该框架,本文对温州模式的兴起做了重新解读。在简要梳理温州模式的内涵与特点、背景与条件、成就与影响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温州地方政府在温州模式兴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包括政策变通与制度创新、市场失灵中的政府规制、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等方面。研究表明,温州地方政府在政治、市场、社会诸场域中与民营企业的较好耦合是温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温州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起步时期的理性“无为”,在民营经济壮大时期的适当“有为”,迎合了政企耦合的动态性与适应性,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温州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良好的政企耦合,而温州模式困境的根源在于政企耦合畸形化。本文研究发现,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使得温州政企耦合畸形化问题日益凸显。一是政企耦合外部环境的改变：地方政府竞争加剧,温州原有体制先发优势逐渐丧失,而新的耦合状态没有及时建立,大量人才和资本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离开温州。二是政企耦合内在基础的影响：人情社会是温州社会的典型特征,也是影响政企耦合的重要因素。在计划经济时代,温州的人情社会为温州模式突破当时合法而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之后,人情社会却成为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的钳制力量。三是政企耦合主体行为的偏差：在各种条件变化之后,温州地方政府未能及时实现重新定位和职能转变以构建新的政企耦合状态,主要表现为政府法治建设缺失、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对企业政策支持和引导不力、公职人员激励与约束机制扭曲等方面。政企耦合的构建需要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有为政府。温州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表明,政企耦合畸形化是导致产业集体外迁的主要原因。而古镇灯具产业的案例分析表明,产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不断地构建新的政企耦合形态。古镇地方政府在政企耦合构建中的有效作为,为当地产业发展突破高水平均衡陷阱起到了关键作用。两个案例的对比分析和拓展讨论显示,政企耦合的形成需要多重力量的推动,既需要政府自身的自觉和远见,也需要来自市场和社会的压力和促进。从政企耦合的理想形态来看,地方政府既需要受到法治的约束而保证不对企业的正当权利进行侵犯,也需要积极地作为来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叶素文^[4]（2012）在《基于信任的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家族企业在全球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毋庸置疑,西方家族企业发展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和路径,主要是通过改造股权结构、引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更加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逐渐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我国家族企业何去何从?是按照西方家族企业的演化路径持续成长,最终完成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还是因为自身特色而具有不同的发展动力和演进轨迹?我国家族企业成长的奥秘到底在哪里?能否被破解?对以上问题,传统的研究路径是基于产权理论、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以及借鉴西方成功的家族企业管理经验,试图建立一套科学的制度体系或发展理论,用于指导我国家族企业的制度设计或管理发展的实践,但事实上往往事与愿违,并没有形成一套统一的适合中国家族企业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或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我国家族企业的现实发展态势非常良好,但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却面临较大障碍。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家族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实践中,家族企业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最担心的问题是经理人的信任风险导致企业危机,信任关系的构建与发展是保证职业经理人制度效率的关键。因此,探讨家族企业如何在信仟关系框架下提高制度与管理的效率,是当今家族企业发展理论与治理理论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国正处在“二次创业”的家族企业来说,具有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信任的视角,试图探究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信任倾向与组织承诺的互动关系下的制度设计与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制度信任视角,重点分析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信任行为倾向与组织承诺状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采用典型案例、协同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的工具或方法,基于制度化信任视角探讨了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的设计思想,在提高家族企业的制度化信任、促进职业经理人制度实施等方面提出了措施和建议。职业经理人制度的诸多现实问题,归根结底是委托代理人之间信任关系冲突的集中表现。信任与制度是相互作用的,家族企业信仟关系对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引进以及职业经理人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影响,社会诚信基础缺失、职业经理人道德水平不高,会导致家族企业信仟关系内外有别,从而影响了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的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变迁。家族企业经理人的引入和退出,明显受到信任和制度性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制度和信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制度信仟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有效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以实现雇主与经理人共赢,这是我国未来家族企业成长的关键。本文认为职业经理人的信任来源是多维的,包括社会信任、心理契约信任及制度信任。并通过对职业经理人的信仟倾向与组织承诺关系的实证分析,建立了信任倾向与组织承诺回归模型,以此作为信任博弈的研究前提。研究表明,信任是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组织承诺的重要影响因素,两者具有显着正相关。职业经理人信任倾向的三个维度对组织承诺的影响程度不同,由高到低依次为制度信任、心理契约信任及社会信任,制度信任影响最大。而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存在动态的信任博弈。本文借鉴国内外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成果,改造了代理人效率工资中的部分假设,增加了基于信任的“制度化收益”及“匹配收益”两个影响因素,完善了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三阶段信任博弈模型。研究表明,家族企业信任关系具有外部性,信任制度的合理设计并有效运用,是保障职业经理人制度实施效率的关键因素。职业经理人制度是一个制度综合的系统,它是以制度群的形式存在并产生作用的。在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的设计与分析中,必须考虑制度元与制度群之间的系统性与协作性,从而达到实现制度效率与管理效率的目标。本文借鉴协同理论思想,通过案例分析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宁波地区家族企业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案例为基础,分析了制度人性化、制度协同对建立制度信任、提高制度效率的重要性。基于制度信任,在开放理念、完善制度、增进信任、完善委托代理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提高职业经理人制度效率的对策和建议。

肖翔^[5]（2012）在《中国工业化中的政府作用研究（19492010）》文中指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政府在中国工业化中的作用,全文主体部分分为上篇与下篇两大板块。上篇主要是经济史分析，从历史的纬度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政府作用的演变进行梳理，并归纳中国政府主导工业化的特征。下篇主要是经济学分析,在上篇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政府主导工业化的特征分别从供给、需求、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三个角度对政府主导工业化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本文上篇经济史的分析中，将从历史角度讨论1949-1978政府在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形成中的作用；1979-1997政府在全面推进工业化阶段中的作用；1998—至今政府在新型工业化探索阶段中的作用。通过对政府主导工业化从“跨越贫困性陷阱”到迈向高收入国家过程的演变的历史梳理，给我国工业化进程以全景式的鸟瞰。上篇小结（第4章）将承上启下对中国政府主导工业化的特征进行归纳，为下篇的经济分析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下篇经济学分析中，基于上篇经济史分析，针对中国政府主导工业化的特征，本文将结合数理模型和计量经济学从供给、需求与中央地方关系三个纬度解释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下篇的第一部分（第5章），主要从政府干预供给的角度来讨论工业的发展。当前的文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Acemoglu（2008）的研究主要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阐释了资本深化过程中资本密集型产业持续发展。而根据上篇的经济史分析,我国工业高速发展之后往往会带来经济失衡,需要进行调整。Acemoglu（2008）的模型研究难以解释我国工业化中的这种的特征。本章中，在Acemoglu（2008）文章基础之上，笔者将政府行为纳入资本深化过程，运用数理模型讨论了政府干预资本形成过程，从而推动工业发展的动态轨迹。通过数值模拟，发现政府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支持力度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呈现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政府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干预力度如果过大并不利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为检验该模型，借鉴林毅夫衡量政府赶超战略的思路，构建了“准技术选择指数”，运用中国分省数据对该问题进行了经验实证研究，经验结果支持政府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支持力度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呈现的倒“U”型关系。下篇的第二部分（第6章），主要从需求方面来讨论政府在工业化中的作用，阐释中国工业化中产业结构变迁的特点。通过上篇经济史的考察，笔者发现建国以来中国工业化轨迹呈现出“迅速上升—下降—再上升”的形态,具体来看1949年以后工业化率大幅度上升，但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时期下降，而从90年代中后期工业化率开始又有上升的趋势。我国独特的工业化轨迹与当前大多立足于“恩格尔定律”的研究不同。Kousmut（2001）开创性的文章讨论中，展现的产业结构的动态轨迹是：工业比重不变、而农业下降、服务业上升。用此模型来解释我国作为后发大国工业化进程显然不足。而Foellmi（2008）的文章主要立足于消费的“恩格尔定律”,通过引入非等质的效用函数讨论了产业结构的问题。但在他的研究中，工业比重存在“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仍难以解释我国工业化独特的运行轨迹。通过上篇经济史的考察，笔者认为从需求角度来讨论中国独特的工业化运行轨迹，应当考虑政府的作用。一方面中国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构成了对工业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消费的升级。基于此，本文在Foellmi（2008）的框架内，将政府对需求结构的影响纳入经济学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较好的解释了中国独特的工业化轨迹。下篇第三部分（第7章），主要讨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权与中国工业化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工业化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为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进行了经济分权的改革。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自Zhang和Zou（1998）的文章以后，有大量的文献进行实证研究。有些学者的文章认为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而有些文章则认为分权不利于经济增长。但分权与工业化关系如何？现有文献讨论不多，本篇中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笔者运用建国以来分省数据进行长面板的回归，发现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分权都有利于工业的发展与工业化的推进,并且2003年以来分权对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增大。考虑到区域之间的差异，我们发现分权对于东部地区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大于中部和西部,而近年来分权对于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影响力度逐步加大。最后，结合上、下两篇的分析，笔者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一些基本的启示。第一、中国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让中国走出“贫困性陷阱”，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这种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二、我国政府干预资本深化过程来推进工业发展的模式是难以维系的。第三、政府对需求结构的干预是我国当前国民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过重的重要原因，要改善这种经济结构，政府政策需要新的调整。第四、政府分权能够推进工业化，但在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形势下，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需要新的探索。

李铁瑛^[6]（2011）在《中国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选择研究》文中提出加入WTO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进一步深入,面对全球化竞争,中国企业亟需通过整合国内市场来提升国际竞争力。然而,经济转型期的制度因素及其所导致的市场双重性特征严重制约了中国企业横向整合国内市场的管理模式的选择。关于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选择的既有理论分别建立在市场统一性和市场分割性两个相互对立的假设前提上,面对中国企业所处的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分割性的双重性市场特征,既不能对企业有效整合市场的管理模式选择提供有效的理论解释,又不能对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的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特殊情景下的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选择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结合前人的研究和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特殊情景,将中国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置于RBV、MBV、IBV和企业认知的观点下展开研究。本文认为:（1）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制度因素及其所导致的市场双重性特征,客观上使得中国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的选择采取以制度为基础的战略思维方式成为首要思路;（2）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制度因素及其所导致的市场双重性特征,客观上使得企业为获取市场优势而追求市场资源,以及以资源为基础的战略思维方式仍然在其横向整合管理模式选择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3）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制度因素及其所导致的市场双重性特征连同其复杂性,客观上使得企业认知在其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的选择中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行业市场特征与企业自身特征的匹配需要通过企业认知这个中介变量起作用。鉴于研究问题的特殊性,本文在详细分析影响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各种因素的基础上,设定了如下的研究思路:（1）鉴于企业战略与其管理模式之间的双向决定作用已经是学术界达成共识的结论,本文不再研究企业战略力量对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的影响,而是以企业横向整合战略与其管理模式的匹配为基本出发点和假设前提,研究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在战略既定前提下的决策问题;（2）重点研究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与其战略不一致或不匹配的情景,探索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特征如何影响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选择及其效果。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本文的研究框架。鉴于研究问题的特殊性和探索性特征,本文采取了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理论抽样选取六家典型企业,通过资料获取的可信性、模式匹配的程度、命题建立的合理性、研究过程的严谨性和可靠性检验保证了案例研究的科学性,通过深度访谈、各种报导、查询公司历史资料以及文献研究资料等多种方法获得研究资料和数据,通过三角验证保证资料的可信性,并通过构念效度、内部效度和信度三个方面进行检验。通过对六家案例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选择的深入分析和讨论,本文得到如下的主要研究结果:（1）在中国经济转型期,整合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中国企业的重视,但企业整合国内市场的管理模式受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双重制约;（2）企业在经济转型期的发展历史中所经历的成功和失败及其所沉淀的管理传统以及企业制度地位对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选择具有紧密的联系。企业管理传统越是被证明有效,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就越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企业管理传统越是受到挑战,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就越具有路径修正的特征;（3）行业市场特征这个变量所代理的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对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选择具有直接影响。行业的整合潜力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采取高度整合的管理模式;（4）行业市场特征对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选择的影响程度强于企业自身特征对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选择的影响程度,这体现了制度因素的强制性特征和市场因素的诱致性特征对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的作用和影响;（5）企业认知调节了企业自身特征和行业市场特征与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选择的关系。在行业市场特征与企业对行业市场特征的认知不一致的情况下,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会背离行业市场特征,而与企业对行业市场特征的认知趋向于一致;（6）企业对自身特征的认知与行业市场特征匹配所决定的横向整合管理模式有助于企业取得更好的国内市场整合效果。研究结果显示,行业市场特征所代理的制度因素和市场特征显着影响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的选择,并通过企业认知这个中介变量促使企业针对行业市场特征做出有效的变通。企业自身特征中的管理传统和企业制度地位显着影响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的选择,并通过企业认知这个中介变量调节企业整合国内市场的战略行为。行业市场特征与企业自身特征的匹配通过企业认知这个中介变量影响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的选择行为。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的选择在经济转型背景下表现出独特的特征:企业自身特征和行业市场特征在企业认知调节下促使企业在横向整合管理模式方面做出了具有独特性的选择。考虑到中国经济转型特定阶段上的行业市场特征,中国企业基于自己的管理传统和制度地位对横向整合管理模式做出了“情景嵌入式的变通”,而企业对行业市场特征和企业特征的认知对变通方式发挥了明显的调节作用。基于对中国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的认识,本文的研究结论既能够为中国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的选择提供理论指引,也能够为中国经济转型的进一步深入提供理论建议。

王利迁^[7]（2010）在《当代中国就业问题与和谐社会构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就业是民生之本。对当代中国而言,扩大就业,促进再就业,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①实现充分就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一段时期以来,严峻的就业问题已成为困扰当代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重大现实问题。在人口与就业压力巨大、劳动力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失业率不断攀升、由就业引发的社会问题不断爆发的形势下,对就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就业问题与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阐释入手,站在关注人的发展和人的价值实现高度,创新性地探讨了充分就业与和谐社会之间的关涉性,从社会现实出发,通过大量调研数据客观反映了我国目前的就业现状,讨论了由就业问题引发的社会不和谐因素,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就业问题出路及对策。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本文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人口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主要采用定量结合定性的方法,从实证研究入手,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在就业与和谐社会理论阐释上,采用了文献综述与理论比较的研究方法;在充分就业与和谐社会建构的关涉性考量上,主要采用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当代中国的就业现状分析上,主要采取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就业问题解决与和谐社会构建路径上,则主要采取了现状分析与对策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本文的研究,旨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业理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理论,在现实层面提出促进就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供参考的对策建议。对就业问题与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阐释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一章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西方就业理论的发展与演变,对古典学派就业理论、近代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理论、新保守主义就业理论、发展经济学派的就业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等西方主要就业理论进行了总结与评析,为我国就业理论的发展提供理论借鉴。概括了马克思就业理论的主要内容,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失业问题的研究、马克思社会主义劳动就业理论的积极意义进行了评析;梳理了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对马克思就业理论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就业理论的创新与突破。第二部分梳理了中国古代和西方社会和谐社会思想,并重点阐释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理论,为全文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充分就业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涉性考量是本文研究的哲学基础。文章的第二章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了充分就业与和谐社会建构之间的关涉性和互促性。从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视角来看,充分就业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目的一致性。人的生存、价值体现和全面发展是人们就业和工作的目的,而人的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二者在实现途径上也存在着互促性,即,充分就业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将从各个层面为充分就业提供良好的环境,二者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具体而言,就业关乎社会的民生问题、关系社会的底线公平、是否充分就业影响社会的基本稳定和社会全面发展;和谐社会中合理的就业政策、完备的法律制度、公平的就业环境、充分的就业保障都是促进就业的有效途径,将使就业环境得到全面改善。对当代中国就业现状的分析是本文研究的现实基础。文章的第三章在大量调研数据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我国就业制度的演变与发展,探讨了我国当代的就业发展与态势,总结了目前中国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就业制度的发展上,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统包统配”就业制度、社会转型期双轨制就业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制度,通过就业制度的改革调整,不断适应就业状况的发展,有效解决就业中出现的问题。实现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良性互动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通过对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态势分析,探讨目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下失业问题存在的总体现状;通过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就业群体的就业现状分析,反映社会主要就业群体的就业现状;并以2009年为例对年度就业现状进行了客观反映。就业三大基本矛盾突出、就业服务和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就业歧视普遍存在是当代中国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客观分析当代中国就业问题引发的社会不和谐因素,是研究探寻以充分就业促进社会和谐之对策的基本前提与现实依据。文章的第四章归纳总结了由就业问题引发的社会不和谐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来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就业问题的存在不仅直接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化状态,而且由于就业与收入的直接关联引发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对抗倾向并导致了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地位的沉降。失业问题导致现有利益格局的重组,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使得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出现分层化,而弱势群体的利益则受到轻视和挤压,出现边缘化的倾向。同时,失业的存在直接挤压了人的社会活动,使失业者失去了展现自我价值、张扬自我个性的空间,从而导致整个人文进步的落差。就业歧视现象的存在引发了社会公平的失落和错位,性别歧视、残疾人歧视、大学生就业歧视、农民工就业歧视的普遍存在,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不和谐音。探寻解决就业问题有效路径及对策,以充分就业促进以人为本的社会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本文研究的目的和落脚点。第五章是全文的收篇章,综合探寻了解决就业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和对策,指出就业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参与和协同推进。首先,在就业问题的解决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不断强化自身责任,通过制定科学的就业政策、贯彻各种就业法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加强就业市场监管等措施,积极促进和扩大就业。其次,就业问题的根本解决要靠经济的发展。目前,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实现充分就业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本文认为应通过加大第一产业调整、稳固就业人数,加强第二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渠道,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缓解就业压力。再次,加大综合治理,构建促进就业的社会综合体系,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通过加大教育投资以提高就业素质、鼓励自主创业以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指导以改善就业环境、健全社会保障以解决就业隐忧、加快城镇建设以增加就业容量等措施,可以有效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就业问题,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徐旻^[8]（2009）在《民营企业家资源对区域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江浙两省的比较分析》文中指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往往体现在其区域性上,对典型发达区域的研究有助于得出对其他地区具有借鉴意义的结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有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等,但还有很多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隐性资源如企业家较少被纳入主流经济学视野,生产函数依然是一个“黑匣子”。对劳动力进行“升华”的人力资本理论、波特的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理论等试图探索上述难点,但仍缺乏对转型中国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及实证研究。不可忽视和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民营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活跃和最坚实的基础推动力,民营企业家对转型经济时期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劳动力充分就业等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研究民营企业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剖析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处于长三角南北两翼的江浙两省,由于具有相似的区位优势、自然资源、文化传统等经济发展条件,照理应该取得相近的经济绩效,但本研究发现两省的经济绩效却存在较大差异,形成“绩效差异之谜”。为此,本研究着重从民营企业家资源角度进行深入剖析：首先,搭建一个企业家影响区域经济绩效的理论框架,并进一步研究民营企业家对经济绩效影响的途径和机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用1992年到2007年两省数据,实证分析了民营企业家资源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发现经济体制对民营企业家资源不同方式、途径和程度上的激活、甄别和拓展,是导致两省经济绩效差异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在转型经济条件下,相关制度对民营企业家潜能的发挥影响深远,这其中地方政府往往可发挥重要作用。为此,本研究把地方政府纳入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分析框架之中,深入剖析了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家良性互动机制形成的内在关联和渐进强化的机理,从而对区域经济绩效有了更强的解释力,这可为某些发展相对较慢区域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前瞻性思路。最后,本研究针对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化,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日趋紧迫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民营企业家相应的“转型升级”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对研究如何使民营企业家资源潜能获得发挥的难点进行了初步探索：一是对民营企业家资源进行测度与实证分析。二是全方位地研究区域经济绩效,即不仅注重从人均的、时序的视角来研究GDP,而且还将有关民生、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等方面内容纳入其中,根据人均收入、储蓄率、就业率等指标对区域经济绩效进行了较全面的比较研究；三是对民营企业家具备的动态性能力的阶段化特征作了揭示。2、通过剖析经济转型时期和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出现的区域经济绩效差异现象,发现与论证了有效激活、甄别和拓展民营企业家资源,是影响区域经济绩效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深入探索了民营企业家影响区域经济绩效的机理,并用江浙两省的数据作了验证。3、突破传统西方经济学的成熟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暗含条件,充分考虑体制因素对民营企业家和经济绩效的影响,深入讨论了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家良性互动对区域经济绩效的影响机理。该互动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政府为民营企业家提供一个宽容的环境,比如低的市场准入、良好的市场秩序、高效的公共品提供等；二是政府重“予”轻“取”,促使民营企业家资源的不断激活与“显化”；三是从制度上保障民营企业家在努力经营后可获得一个稳定、可预期的正当利益。“良性互动”的形成可有效提升区域资源配置的效率,有利于区域经济绩效的持续增进。在地方制度安排中,注重克服信息扭曲程度、遏制寻租行为、建立激励相容的利益机制,则可强化上述良性互动。

李海涛^[9]（2009）在《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私有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私有制理论中国化在改革开放后所结出的丰硕成果。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支持下孕育产生,并伴随其突破和创新不断向前发展。在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指导下,私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以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演进为主线,以深入分析政策演进的时代背景为着力点,坚持史论结合,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从多学科的视角来研究这一问题。本文共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包括选题意义、私营经济概念的界定、学术史回顾、写作思路、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即第一章,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历史考察。这一部分,对马克思主义私有制理论的形成、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化的过程进行了回顾和考察。第三部分,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历程。这一部分包括了第二章到第五章的内容,是本论文分析阐述的重点。在这一部分罩,本文将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划分为4个阶段:“默许”阶段（1978—1986）、“补充论”阶段（1987—1991）、“组成部分论”阶段（1992—2002）、“平等论”阶段（2003年至今）。然后分别对每一阶段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时代背景、演进历程进行论述并加以评析。第四部分,即第六章,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思考。在上一部分对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论述的基础上,这一部分将从动因和启示两方面对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进行深层思考,力图总结出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演进的内在规律。

郑红亮,吕建云^[10]（2008）在《中国私营经济发展30年:理论争鸣和改革探索》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30年,我国私营经济从无到有,从不允许发展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一个曲折但又是势不可挡的快速发展过程。其间,有关私营经济的性质、地位、作用问题,姓"社"姓"资"问题,是否存在"剥削"问题,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评劳模问题,"红帽子"现象与私有财产保护问题,私营企业的"原罪"问题,市场准入与平等竞争问题,以及私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等,在经济界和经济理论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并对改革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即从理论争鸣和改革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展开对涉及我国私营经济发展的这些重大问题的讨论的回顾和综述。

二、待遇,中国民营企业的瓶颈 戴园晨访谈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待遇,中国民营企业的瓶颈 戴园晨访谈录（论文提纲范文）

（1）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刘国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 ——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基于信任的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工业化中的政府作用研究（19492010）（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当代中国就业问题与和谐社会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民营企业家资源对区域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江浙两省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私营经济发展30年:理论争鸣和改革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四、待遇,中国民营企业的瓶颈 戴园晨访谈录（论文参考文献）

• [1]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D]. 许振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2]刘国光经济思想研究[D]. 何海琳.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3)
• [3]经济转型中的政企耦合 ——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困境研究[D]. 曹伟. 浙江大学, 2013(12)
• [4]基于信任的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设计研究[D]. 叶素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12(04)
• [5]中国工业化中的政府作用研究（19492010）[D]. 肖翔. 中共中央党校, 2012(02)
• [6]中国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选择研究[D]. 李铁瑛. 华南理工大学, 2011(12)
• [7]当代中国就业问题与和谐社会构建研究[D]. 王利迁. 河北师范大学, 2010(10)
• [8]民营企业家资源对区域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江浙两省的比较分析[D]. 徐旻. 浙江大学, 2009(05)
• [9]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探析[D]. 李海涛. 南开大学, 2009(07)
• [10]中国私营经济发展30年:理论争鸣和改革探索[J]. 郑红亮,吕建云. 管理世界, 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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