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北京市经济发展及2003年走势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李朋骜[1](2021)在《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背景下,生产率将取代要素投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劳动生产率反映了劳动要素的生产效率,是常用的生产率指标之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期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但随着2004年跨过刘易斯拐点和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中国劳动力数量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在此背景下,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应对劳动供给下降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冲击是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与此同时,在区位条件和政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产业空间分布呈现东密西疏的特征,这与劳动生产率东高西低的空间差异具有一定的耦合性。2018年,产业分布较为密集的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7.8万元/人和19.5万元/人,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倍和1.7倍。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是二者空间相似分布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往以中国数据为样本的研究均发现城市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这意味产业集聚是城市劳动生产率水平提升的一个重要来源。但通过计算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一致性指数可以发现,近年来,二者空间分布耦合性正在逐渐下降,这可能与当前中国部分城市中开始出现较为严重的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拥挤效应有关。在此背景下,从影响机制、溢出效应等方面进一步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对发挥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地,本文从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拥挤效应作用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四个方面展开研究。准确把握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可以在现实中更好地发挥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以往研究对这一方面的探讨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资本深化三个方面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从不同地区和不同集聚类型角度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异质性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多,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并进行机制检验。城市内部拥挤效应作用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和城市间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作用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样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这在中国城市内部拥挤效应日益严重和城市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研究内容、方法和所得结论如下:(1)利用四分位图、Moran’I指数、变异系数、一致性指数等方法分析中国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的现状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不均衡指数、双变量Moran’I指数分析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的相似性和关联性。研究发现,在产业集聚现状和特征方面,中国产业多样化程度正在逐渐提高;总产业和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显着;城市间产业集聚差异较为稳定。劳动生产率方面,中国劳动生产率上升趋势明显,并且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各城市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城市间劳动生产率差距逐渐缩小。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关系方面,总产业和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耦合性逐渐下降;总产业和劳动生产率在2016年前并没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与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2)利用2005年至2018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实证研究中国城市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对影响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在考虑了模型内生性后,中国城市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并且通过指标替换和变换样本等方式的检验表明该结果是稳健的。进一步地,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检验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发现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中国城市产业集聚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两条重要路径,而资本深化的中介效应则并不显着。(3)从不同地区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不同集聚类型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不同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三个方面研究了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得到如下结论:不同地区方面,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均起到了中介效应。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不显着。不同集聚类型方面,专业化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均起到了中介效应。多样化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显着为负,但对样本进行筛选后,发现在多样化集聚特征显着的大中城市,多样化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不同产业方面,制造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均起到了中介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和资本深化起到了中介效应。消费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不显着。(4)实证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利用动态门限回归模型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发现,产业集聚程度在一定范围内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产业集聚程度超过这一范围后,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显着。分地区来看,产业集聚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呈“倒U型”,而在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程度较低时,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显着,产业集聚程度超过一定范围后,其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不同集聚类型方面,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程度较低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分别显着为正和显着为负,而当专业化集聚程度和多样化集聚程度较高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均不显着。不同产业方面,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消费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均呈“倒U型”。(5)实证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偏微分分解方法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产业集聚对其他城市劳动生产率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并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此外,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同样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朱明亮[2](2021)在《中国电力能源替代经济性及路径研究》文中认为能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带来供应短缺、运力紧张、价格上涨、雾霾频发等严峻挑战,凸显出能源需求过快增长与供应能力不足、环境污染加剧之间的矛盾,能源持续健康发展面临困境。为解决当前能源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必须走清洁发展的道路。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了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能源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电力能源作为重要的二次能源在中国能源革命转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电力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替代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构建中国新能源体系的进程。因此,研究中国电力能源替代具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电力能源替代包括电力能源在生产和消费环节的替代,具体表示在终端用能环节用电力替代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在电力生产环节用风能、太阳能等清洁发电替代化石能源发电。本文通过对中国能源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引出了电力能源替代的概念,综合运用均衡理论、博弈论、弹性理论等经济学理论,构建了成本模型、弹性模型、投资模型、博弈模型等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因素分析、敏感性分析等分析方法对电力能源替代的经济性及路径进行了研究和探索。本文主要做了以下研究工作:(1)建立了基于消费者角度的电能消费替代“成本-效用”模型,从用户使用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效用”的概念,考虑了排污费用和煤电价格联动的场景,分析求解了替代的均衡条件并通过算例分析了影响因素,为研判电能消费替代的趋势及制定政策提供了支撑。(2)改进了清洁发电替代的平准化(LCOE)能源成本模型,加入了清洁发电的并网及输电成本,通过对风电、光伏发电的算例分析,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并与火电进行了比较,求解了均衡条件并分析了影响因素。(3)运用超对数成本函数与AES替代弹性理论模型,通过实证分析估算出2000年-201 8年电能(电力与煤炭、电力与石油)的替代弹性、交叉价格弹性、自价格弹性并进行路径分析;运用二次效用函数和不变替代弹性函数,探讨、计算了清洁能源发电对传统火电的替代弹性,并对影响弹性的参数进行了敏感性分析。(4)构建了清洁发电替代的投资模型和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电力市场规模以及电价与负荷联动的场景,从短期和长期进行了博弈分析,计算了投资均衡与博弈均衡解,分析了影响均衡的因素,从投资者的角度探索了清洁发电替代的路径。(5)建立回归预测模型,并分别在GDP高增长和低增长情形下的4个场景分别预测了未来中国能源消费的总量,得到了能源消费达峰的时间,论述了不同场景下能源消费的走势和影响因素,讨论了碳排放和能源消费、以及电力能源替代之间的关系。
宋子昕[3](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认为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续伊特[4](2021)在《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我国人口集聚现象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模式,大规模人口为追求更好的自身发展向大型城市迁移,为当地带来丰厚的人力资本,从而为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劳动力基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底全国迁移人口达到2.6亿,其中1.7亿人口选择将城市作为迁移目的地,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现象尤为显着。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指出,对人居环境临界适宜的地区,基本稳定人口规模,鼓励人口向重点市镇收缩集聚。对人居环境适宜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不超载的地区,重视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培育人口集聚的空间载体,引导产业集聚,增强人口吸纳能力[1]。基于此,本文从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发展现状入手,着眼于中国超大城市集聚效应的影响机制研究,同时将中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纳入到Logistic回归模型中,分析各变量对流动人口在超大城市内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机制,再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门限效应模型,对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之间的影响机理进行进一步分析,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未来我国超大城市三种集聚效应影响的对策建议等。通过对国内外现有文献的梳理总结后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和创新集聚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却存在着三个方面的不足,首先,大多数文献分析的是人口集聚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或产业集聚对创新集聚的影响,而对于人口集聚与创新集聚之间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将三者统一纳入研究框架内的研究成果更是微乎其微。其次,在部分研究三种集聚效应的研究成果中,缺乏考虑某一要素的中介传导效应或门限效应,导致影响机制研究无法形成较为全面的理论系统。最后,目前大多数文献的研究对象均选择省级层面样本或地市级样本,缺乏同级别城市进行纵向比较的研究,而对于中国超大城市的比较性研究更处于有待完善补充的环节。因此基于现有文献存在的三个不足之处,本文遵循“研究基础-阅读经典理论文献-分析问题现状-构建理论模型-实证分析-概括结论-提出对策建议”的思路,进一步展开深层次研究,主要提出以下结论:第一、在构建以北京、天津、上海人口集聚发展对比框架后发现,北京市具有常住人口受教育水平较高、上海市具有外来人口比重较多的特点,同时根据人口集聚指数测算得知,北京市人口集聚指数同比其他两个城市增幅最快。在通过Arcgis技术测算了2000-2015年北京、天津、上海人口集聚空间关联格局后显示,以北京、天津、上海为例的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现象呈现“中心-外围”及“点轴状”分布结构,辖区等级变化幅度较小,保持长期稳定的一致性,而Moran’s I指数和LISA图结果表明,中国超大城市出现空间强相依特征,且总体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分城市方面,北京市人口集聚现象开始由东城区、西城区向周围城区转移,已开始形成稳定的发展极。天津市人口集聚现象呈现出长期稳定的一致性。上海市人口集聚现象变化幅度较小,但浦东新区受到政策调整影响,呈现不显着的空间结构。第二、通过将以北京、天津、上海为例的中国三大超级城市进行对比后发现,三大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迁入人口普遍以男性为主,且具有从事行业相似和受教育水平快速上升的特点。在实证研究方面,影响中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出现显着地区差异现象,北京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受其婚姻状况和本周工作时长双重影响,天津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受其受教育年限和流动时间双重正影响,上海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受其性别和收支水平双重正影响,但从总体来看,中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年龄状况对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显着性较差,各年龄段分布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影响较低,同时性别和住房支出等因素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显着性较低。第三、根据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二产业集聚与轻工业产业集聚受到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均会显着影响人口集聚的发展,且呈现出负向影响机制,从中短期角度来看,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累积效应为负,对人口集聚具有微弱的阻碍作用,但从长期角度来看,这种负向效应会随着产业结构优化而出现拐点,逐渐形成促进人口集聚效应的影响机制,并随着高耗能产业向周边城市扩散,产业集聚的推力作用增强,带来人口集聚现象的持续发展。第四、在探究创新集聚与人口集聚影响机制下,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具有显着的推动性作用,从中短期角度来看,高校课题密度的正向作用会随时间推移而被持续放大,但从长期角度来看,高校课题密度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的拐点,整体脉冲函数模型呈现“倒U型”曲线,正向作用会出现逐步缩小的趋势,而专利授权密度的正向作用同样存在拐点效应,这种正向效应会随着人口集聚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渐缩小。第五、在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中,利用温忠麟和叶宝娟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方法解释三种集聚效应的传导理论机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创新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过程中,产业集聚会作为中介变量产生传导作用,且呈现负向影响机制,但从整体来看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仍然为正,产业集聚作为中介效应对总效应的解释度较低,即在创新集聚促进人口集聚的过程中,有10.2%是通过产业集聚实现的,从而发现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中介效应非完全中介效应,而是为部分中介效应。第六、在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门限效应研究中,利用Hansen的门限效应模型解释在产业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过程中,创新集聚是否会存在门限作用的理论机制,发现创新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过程中,产业集聚存在单一门限效应,门限估计值为-0.0637,当中国超大城市产业集聚低于-0.0637时,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回归系数为0.0437,当产业集聚系数大于-0.0637时,回归系数上升至0.0716,意味着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促进作用有所上升。同时通过门限效应,得出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存在单一门限效应,门限值估计值为-0.1657,当产业集聚指数大于-0.1657时,产业集聚的回归系数由-0.2073下降至-0.664,表示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阻碍作用有所上升。而通过门限效应对创新集聚和人口集聚的门限效应分析发现,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存在双重门限效应,门限值分别为-4.2649和-1.8766,当创新集聚指数位于-4.2649和-1.8766区间时,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回归系数由0.0077上升至0.0414,当创新集聚指数大于-1.8766时,创新集聚的回归系数上升为0.0838,表示目前我国超大城市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促进作用会随着创新指数的上升而逐渐扩大。
高宏[5](2020)在《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志广泛编纂,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理论和经验,本文以省级旅游志为研究对象,从编纂的角度考察了旅游志编修源流、背景和体例,对旅游志的内容、特点、价值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旅游志内容梳理的基础上回顾了当代旅游的发展变迁。当代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经四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代旅游业白手起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挫折但徘徊前行,拨乱反正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初,旅游业开始崭露头角,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被国家确定为支柱产业。为适应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国家不断调整管理体制,扩大对外开放,扩大旅游的空间和地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居民收入增加,旅游出行人数和旅游消费大幅度增长,旅游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旅游业资料的收集和汇编,总结旅游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反映旅游发展的历史进程已经成为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部署下,各级政府开始编修旅游志。旅游类志书的编纂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地方志在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旅游元素就是志书记述的一个重要方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旅游类专志开始产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志书也愈来愈丰富,出现了包括山志、水志、寺庙志、湖泊志、名胜志等诸多的旅游类志书,民国时期,名胜、古迹被纳入志书定例,逐步奠定了当代旅游志的基础。当代志书编纂过程中,旅游起初是作为部分区域志的篇章之一,随着旅游发展,逐步单独成志,并成为省级志书中一个重要的分志。首轮省级旅游志各地启动时间不一,发展极不平衡,纂修部门多,既有旅游部门,也有外事部门,还有外事部门和旅游部门联动修志。20世纪90年代后期,第二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开始部署,省级旅游志的续修也开始启动,但由于首轮志书进展不一,故仅有7个省份完成第二轮省级旅游志的编纂。两轮省级旅游志编纂过程中呈现出工作体制的一致性、机构人员的趋同性、工作程序的相似性、志书编纂和旅游业发展不对称等特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根据各省旅游的实际情况和资料情况,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拟定的相关规定,对志书结构进行设计和规划。篇目主要采用篇(编)、章、节三级,涉及旅游资源、旅游者、旅游设施、旅游服务、经营与管理等篇章。两轮志书基本都采用了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设序言、凡例、概述、卷目等,为全书之纲。省级旅游志的文体,在遵循传统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根据旅游志记述内容的情况,尤其景区景点景色的记述,略微有些创新和变通。两轮志书相比较,体例结构既有继承,也有变革和发展。篇章数量有所损益;篇目分类由“静”到“动”,与时俱进,更加科学;体裁运用更加丰富和合理;文风更加精炼、简洁和实用。省级旅游志主要记述了旅游资源与开发、旅游线路与规划、旅游类型、旅游市场、旅游服务施设、旅游管理等事象。在这些记述的内容中,展现了当代旅游业的发展和变迁:旅游活动类型更加丰富、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后起勃发、消遣性旅游幅度增大、自费旅游和自助旅游增加;旅游的时空极大拓展,客源地和目的地全球化,旅游时间更加灵活;旅游业的属性从外事接待逐步向经营接待型转变,最终形成旅游产业;旅游管理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机构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旅游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都得到极大的改善;旅游功能也更加多元。省级旅游志在多方面都具有价值,不仅是记录区域旅游发展的载体,也是经济和文化史料的重要来源;在旅游开发中,是旅游宣传的重要工具和信息来源,旅游规划与开发的重要参考,旅游商品开发的重要借鉴。对于旅游文化研究、旅游史研究、区域经济史研究意义重大。省级旅游志编纂成果丰硕,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在编纂组织时,存在组织机构的临设与调整、修志人员的不稳定性、内容不断调整和变化、编纂工作持续周期长等问题;在体例编排方面,篇目分类不够科学、篇目设置存在太“全”和太“简”等现象;在内容记述方面,存在遗漏、失真、地图运用不足、关联性不够等问题;在理论运用方面,对方志学理论和旅游学理论有待进一步融汇贯通。针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存在的问题,有待从资料收集、篇目设置、内容建构和理论创新四个方面进行着手,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在资料收集方面,加强微观资料、口述史料、网络资料和旧方志资料收集;在篇目的设置时,注意行业分工实际和发展、篇目标题客观简洁、篇目设置注意整体性和逻辑性;在内容建构上,凸显地域特色、彰显时代变化、突出专业性;在理论方面加强创新,尤其是加强对省级旅游志的续修理论的研究、正确处理旅游志和其他志之间的关系,力争早日构建形成旅游方志学。
傅彤[6](2020)在《区位导向性政策与企业生产率 ——基于京津冀开发区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随之产生的区域性矛盾也日渐凸显。针对现阶段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提升。实施以开发区为代表的区位导向性政策(Place-based Policy)是中央政府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所采取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的鲜明特点。同时,十九大报告也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途径。以此为背景,本文使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开发区经济效益的评判标准,选取典型的京津冀开发区为考察对象,对京津冀开发区的“生产率效应”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以期为其它地区开发区建设、城市经济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借鉴。本文使用Python编程获取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地址经纬度坐标,使用JavaScript编程调用百度地图API接口,将开发区边界形状图完整地复现到百度地图上,准确地识别出开发区企业,并且计算出企业与开发区边界的间隔距离。在该数据挖掘技术的支撑下,本研究突破了以往区位导向性政策研究的数据限制,沿着开发区生产率效应识别、机制分析、效应异质性分析的逻辑思路进行论证,并借助空间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探讨了以往文献少有涉及的开发区区位问题。借鉴Greenstone等(2010)的“胜者-败者”(winners and losers)思路,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识别开发区的生产率效应,结果表明开发区的设立可以提高区内企业生产率,但是效应的出现需要时间的积累,开发区设立初期区内企业生产率优势并不显着。该结论强调了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对开发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参考空间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基于边界视角的回归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结论。以乡镇下辖村庄数目作为开发区哑变量的工具变量,使用2SLS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了一致的结果,并且开发区的选址没有体现出对具有经济潜力地区的偏爱。在机制分析方面,本文使用Combes等(2012)提出的“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方法识别和区分了开发区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发现开发区企业生产率优势主要来自于集聚效应,而选择效应也会起作用,它通过淘汰低生产率企业来提高开发区企业的整体生产率水平。同时,集聚效应存在异质性,高生产率企业从产业集聚中获益超过低生产率企业。此外,开发区生产率效应受到开发区特征、企业特征和开发区主导产业三类因素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开发区政策的空间外部性问题,研究发现邻近区域企业同时受到开发区正向外溢效应和负向资源剥夺效应的影响,使得企业生产率随着远离开发区边界而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加的“U型”分布。然而在更加广阔的区域范围,开发区正向外溢效应占主导地位,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持续而显着的促进作用。整体上,开发区并不是一座“孤岛”,而是通过自身的成长带动周边区域协调发展。本文的选题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的重要议题,虽然研究的是京津冀开发区,但是对于当下开发区建设、城市经济区位规划、企业生产率提高、区域协调发展仍然具有实践参考价值。全文紧扣中央文件的重要精神,以企业生产率为切入点,研究开发区的生产率效应以及空间外溢效应对周边地区的协调带动作用,突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两个鲜明主题。政府应该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和生产环境,促使企业提高生产率。在布局规划开发区和设定开发区主导产业时,相关部门也要考虑如何培育开发区的产业集聚,并且避免开发区之间产业过度雷同。此外,如何有效抑制开发区的负向剥夺效应,充分利用开发区的正向外溢效应,以开发区自身的经济增长带动周边区域协调发展,亦是政府部门应当考量的问题。本文使用数据挖掘技术获取获得企业与开发区的相对位置和间隔距离,为传统的区位导向性政策研究带来新的分析工具,一定程度上突破以往研究中的数据限制,使得更为全面可靠的论证成为可能,所使用的数据收集和数据处理手段以及相关的论证方法具有可移植性,其应用前景超过了本文的研究范畴。
石蕾平[7](2020)在《我国民营上市企业空间分布及收敛性研究》文中提出2019年11月1日,中央召开了一次民营企业座谈会,一句“民企是自己人”对当时沸沸扬扬的“民营企业离场论”做出了最直白的回答。会议用“不可磨灭”、“不容置疑”、“丝毫不会动摇”等词语坚定的表达了民营企业的重要性。到2019年11月,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一周年之际,我国31个省份已有数百个配套文件陆续出台并落地。不仅如此,支持民企发展的相关政策还将进一步加码,政府将出台更多政策鼓励民企参与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制造强国、网络强国等国家战略中来。在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的同时,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完成上市。本文旨在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我国民营上市企业在空间上呈现怎样的分布?2、它的演化趋势是怎样的?3、我国各省份民营上市企业数量在全国及东中西三大俱乐部范围内是否具有收敛性,以及在考虑区间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集聚效应等因素下全国和东中西三大俱乐部收敛性的影响显着程度和影响水平是否具有差异性?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基于区域增长理论、收敛假说理论,结合GIS空间分析和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来分析2003-2018年间我国民营上市企业的空间分布、演化趋势,及基于民营上市企业数量的空间收敛性特征。研究表明:我国民营上市企业大多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核心由2003年的两个逐渐增加至2018年的三个;在集聚热点增多的同时,通过标准椭圆和重心分析我们发现,我国华南、华中、华东区域民营上市企业数量增长较快,对全国民营上市企业发展的拉动性较强;通过探索性空间分析(ESDA)可知,我国民营上市企业省域空间分布并不随机、孤立,它在研究区间内存在着正向空间相关性。局部来看,冷点区域分布较为稳定,热点区域面积则在逐步扩张。在此基础上选择双向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民营上市企业数量的收敛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民营上市企业数量在全国及东中西三大俱乐部均存在收敛性,但原先发展较慢的地区若要实现赶超仍需要政府进行政策上的主动干预、对其提供政策上的扶持。
李树静[8](2020)在《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研究 ——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契约是当事人对交易标的达成基本共识基础上的交换关系。“契约秩序”意指特定社会组织通过契约安排所达成的运行状态。全方位贯穿于农村生产生活中的契约,既内生于农村社会,又与国家权力密切关照,构建了当代中国饶有特色的农村契约秩序。通过契约实现产权价值,是契约秩序的内在功能,契约的缔结形式、内容、契约的履行和纠纷解决方式,是契约秩序的外在表现。本文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将当代中国农村契约分为公共事务契约、私人事务契约两大板块,从三个层面对农村契约秩序加以梳理和分析:第一,通过翔实的数据和鲜活的事例展现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的基本样态;第二,以产权相对性理论为基础,阐释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在实现产权价值功能方面的实然与应然状态;第三,通过分析契约秩序所具有的系统性特征,从农村秩序系统的外在表征,即农村契约的形式与内容、农村契约的履行、农村契约争议解决三个维度,论证农村契约秩序的法治化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研究北京市延庆区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基本样态。农村公共事务契约以农村集体经济合同为主,因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和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统称“村民自治规约”)建立在村民合意基础上,并且作为村民自治领域极其重要的社会规范,对包括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在内的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本章将二者共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19年1月前延庆区尚在履行中的四类集体经济合同(资源类合同、资产类合同、资金类合同和其他类合同)基本样态进行分析,发现作为当代中国农村的主要契约类型,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存在多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代表“村集体”行使产权人权能的主体混乱,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关系不清;二是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内容或过度规制,或监管不足,其中,乡镇政府审批和备案流于形式的现象较为突出;三是已签约的村集体资源、资产闲置率较高,产权价值未能充分实现;四是合同内容违法者不在少数,集中体现在合同期限超过法律规定、违反土地用途管制法规(尤其是在未履行转批手续的情况下将农用地用于非农建设);五是农村集体经济合同面临口头形式不稳定、书面形式不完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延庆区现存村民自治规约体例形式、内容、制定实施程序的分析,发现尽管随着国家对乡村治理关注程度的加深,村民自治规约的规范化水平有所提高,但目前延庆区村民自治规约的共通问题是:不能充分体现“民意”,村干部、政府的意志过多注入,尤其是村干部与村民代表组建的利益共同体,凌驾于村民之上操纵村民自治决定的情况仍很突出。另外,村民自治规约的频繁变动、村民自治规约与法律难以有机协调,法律法规对于村民自治规约侵犯村民基本权利的救济途径不畅,导致维权之路步履维艰,也是困扰延庆农村的重大难题。第二章,研究北京市延庆区农村私人事务契约基本样态。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具有社会保障属性的用益物权,与之相关的农户家庭承包合同、土地流转合同、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合同,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本章梳理了延庆区此三类农村私人事务契约及相关制度的演进脉络、契约的稳定性与规范化程度,认为农户家庭承包契约秩序相对稳定,以出租为主要方式的土地流转需要通过村集体实现,延庆区土地大多流转给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用于造林绿化,土地流转存在区域差异,并且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现象普遍。尽管国家对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施加诸多限制,但延庆区此等交易意愿强烈,受内生传统规则、外在法律规制以及时代发展进程多重影响,通过契约所交易的农村房屋宅基地因环境而异,相关买卖契约样态不断演变,现实中的农村房屋宅基地的权利主体多元、用途一主多辅。农村家事契约兼具人身属性和财产属性,延庆区农村普遍存在婚约,相应制度调整需求强烈,广泛的“假离婚”现象冲击着当地社会秩序的公平与稳定,父系传统下准契约性质的传统分家协议,逐渐被父系传统弱化下具有契约特征的当代分家协议所取代。第三章,分析农村契约秩序的功能:实现产权价值。农村契约秩序形成的前提是存在用于交换的产权,农村契约秩序的功能在于通过契约交换实现产权价值。以产权相对性为理论基础,本章对村集体资产、家庭财产、宅基地以及农用地的产权内容、产权限制及其价值实现方式展开研究。村集体对其资产所享有的所有权,受到承包权、经营权制约,最终收益权及其处分决策权属于村集体成员。有资格代表村集体行使产权人权能的法律拟制主体包括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二者之间的界分无论在法律规范层面还是在现实执行层面,都不清晰。避免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在代表村集体过程中出现僭越,确保村集体意志的载体(包括但不限于村民自治规约)真实反映其成员的集体合意,有赖于村级民主程序的正常履行,解决之策在于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司法审查力度、推动行政干预恰当有据。家庭财产的产权价值实现方式研究,建立在家户关系、家庭结构分析基础上,由于中国农村家庭财产价值实现方式具有契约化特征,应以尊重家庭成员的契约自由为根本原则,但当此等契约严重扭曲了社会公认的价值理念时,需要外部权威力量及时恰度介入。在宅基地产权价值实现方式一节,首先阐述了宅基地产权限制政策的演变过程,推导出2018年后宅基地三权分置与农房使用权放活之必要性,借助宅基地“三权”的具体权利内容分析,建议通过宅基地使用权附条件入市,实现农村房屋和宅基地产权价值的最大化。关于农用地的产权价值实现研究,首先以翔实的数据论证了当前农用地产权价值实现状况,进而分析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存在一定程度的产权价值攫取问题,建议构建尊重产权人意愿、集体积极参与、国家适度干预和社会广泛动员的农村契约秩序。第四章,论证农村契约秩序的法治化。农村契约秩序具有自成一体的系统性特性,该系统的运作全部围绕契约铺开,契约的形式与内容、契约的履行与争议解决,共同构成了农村契约秩序系统的外在表征。本章通过对农村契约形式与内容的法律规制及实然状况分析,从法治化角度提出对策建议。与静态展现农村契约秩序的契约形式与内容不同,契约的履行和争议解决更多关照动态运作中的农村契约秩序。分析发现,当代中国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履行状况较好,土地流转合同履行状况不稳定,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契约履行状态欠佳。提升农村契约履约水平,有赖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本章聚焦于公权机关对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所应发挥的作用,建议政府强化程序性服务与指导、法院建立裁判文书依申请公开制度、检察机关配合公益组织推动农村环境公益诉讼以及监察机关强化村干部监管。为稳定农村契约秩序,本章提议构建农村契约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以解决当前以与村民自治规约相伴的农村公共事务契约纠纷、村民自治规约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国家法律刺激下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工合同纠纷和农村家庭契约纠纷为主要类型的农村契约争议。所构建的农村契约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应科学定位及有效发挥现有解决方式的作用,司法机关在充分履责的基础上坚守底线,行政裁决与行政复议机构回归为民服务定位,信访部门在发挥纽带职能的同时强化问责,各级调处机构在前线冲锋陷阵将矛盾消解于基层,而农村契约的缔约者自行解决纠纷,至少通过提高缔约能力、强化留痕观念减少纠纷,方为根本之策。农村契约纠纷多元解决机制,需要通过统一尺度、搭建平台,信息共享、引导到位,村为平台、各方辅助的方式协调互动,形成农村契约纠纷化解共同体。
刘兵[9](2019)在《北京市商品住宅价格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1998年中国取消福利分房制度,坚持房地产行业市场化以来已经经历了20年的时间。在这20年的时间里,房地产行业飞速发展,目前房地产行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行业发展对国民经济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商品住宅的价格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也不断上涨,其增长率远远高于国民的收入水平,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房价予以调控,但调控的效果却并不理想。与此同时,房地产行业却产生了大量的库存。在经济增幅相对放缓的情况下,房价继续保持在高位和较快增长,会使得房地产行业的矛盾和风险进一步积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问题,探讨对房价变动产生影响的因素和制定合理的政策控制房价涨幅过快尤为重要。本文选用了北京市商品住宅市场作为研究我国房地产影响因素的切入点,选取了GDP、地方财政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城镇化率、准货币供应量M2、通货膨胀率、利率、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商品住宅竣工面积、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商品住宅开发投资额、土地价格和建安成本等要素,研究各种影响因素对房价变动的影响力。本文参考了以往的研究文献和研究成果,分别运用了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式,探究北京市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因素。本文选用了2002年至2017年一共16年的样本数据,分别运用了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和线性回归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北京市商品住宅价格与宏观经济层面的关联度较高,与房地产行业本身发展的关联度次之。(2)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北京市商品住宅的价格与GDP、地方财政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准货币供给量M2、土地价格和建安成本为正相关关系,而和利率、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商品住宅竣工面积呈负相关关系。(3)北京市商品住宅价格是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城市发展、开发商、银行、消费者等不同主体的共同影响之下形成的。当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时,制定严格化的信贷政策和收紧货币政策可以有效控制房价上涨。因为大部分购房者均通过商业银行的抵押贷款来购买房屋,当房贷利率提高时,购房者的购房成本增加,因此会减少或推迟购房计划,从而有利于控制房价上涨。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不仅会提高通货膨胀率而且会形成房价上涨的预期,进而增加房价上涨的压力。同时针对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要实行严格的限购政策,打击房产投机行为。
杨莹[10](2019)在《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研究 ——基于北京市的数据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治理新时代以来,政策顶层设计日益凸显善治思维,社会建设整套改革举措渐次落地,慈善公益法制进程迎来突破,社会组织发展制度环境更加优化。在系列政策红利的持续推动下,中国社会组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进入了快速成长时期,组织数量、就业人数等指标持续稳步增长。社会组织不仅在政治参与和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逐步成为第三产业乃至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社会服务的重要供给者。然而,长期以来,社会组织的经济贡献却一直被忽视,政府、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都十分模糊,甚至学术界也缺乏基本的关注和讨论。从政府统计的情况来看,反映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统计数据十分不足,仅有的能够反映经济规模的增加值数据又因不断受到慈善界和学者关于数据准确性的质疑而停止发布。在此背景下,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深入分析社会组织的经济贡献是很有必要的,以经济学视角评价社会组织发展状况更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崭新的研究维度,不仅能够客观地评估该部门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和长远意义,也能够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参考依据。本文的逻辑主线是“社会组织经济贡献被忽视——测量结果显示了值得重视的经济力量——应优化政策促进其经济发展”。首先提出了社会组织经济贡献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政府和学界普遍缺乏对该类组织真实经济贡献的认识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经济理论、资源配置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作为研究视角和引导,阐述了社会组织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提出了社会组织经济贡献评价指标体系。然后,比较分析了国际非营利部门经济核算做法,调研考察了中国社会组织经济核算存在的问题,提出本文进行社会组织经济指标测算和数据分析的必要性。随后,对北京市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指标体系进行测算和分析,获得结果主要包括:潜力巨大的经济规模、重要的就业部门、提供服务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劳动者报酬构成支出主体、增速超过整体经济以及劳动生产率有待提高等;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和本测算研究获得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社会组织是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最后,梳理和借鉴了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非营利部门的经济贡献情况及经验启示,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贡献中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并在深化认识理念、构建核算体系、强化制度供给、提升自身能力等方面提出优化促进社会组织经济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二、2002年北京市经济发展及2003年走势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北京市经济发展及2003年走势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产业集聚文献综述 |
1.2.2 劳动生产率文献综述 |
1.2.3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文献综述 |
1.2.4 对已有文献的思考 |
1.3 研究思路、内容、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1.4.1 论文的主要创新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 |
2.1 概念界定 |
2.1.1 产业集聚 |
2.1.2 劳动生产率 |
2.2 城市集聚经济的微观基础 |
2.2.1 共享 |
2.2.2 匹配 |
2.2.3 学习 |
2.3 集聚和区域增长理论 |
2.3.1 资本流动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2.3.2 劳动力流动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2.4 集聚经济范围理论 |
2.4.1 产业范围 |
2.4.2 空间范围 |
2.4.3 时间范围 |
2.4.4 考虑集聚经济范围的生产函数 |
第3章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框架 |
3.1 产业集聚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3.1.1 人力资本 |
3.1.2 资本深化 |
3.1.3 技术进步 |
3.2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异质性影响分析 |
3.2.1 不同类型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分析 |
3.2.2 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分析 |
3.3 拥挤效应作用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分析 |
3.4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第4章 中国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现状与特征分析 |
4.1 中国产业集聚现状与特征分析 |
4.1.1 产业集聚测度方法 |
4.1.2 产业发展现状与特征 |
4.1.3 产业空间分布特征 |
4.1.4 城市产业集聚差距度量 |
4.2 中国劳动生产率发展现状与特征 |
4.2.1 劳动生产率发展现状 |
4.2.2 劳动生产率空间特征 |
4.2.3 城市劳动生产率差距度量 |
4.3 中国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一致性特征分析 |
4.3.1 中国产业与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耦合性分析 |
4.3.2 中国产业与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相关性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实证研究及机制检验 |
5.1 模型设计 |
5.1.1 实证模型设定 |
5.1.2 内生性分析 |
5.1.3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
5.1.4 描述性分析 |
5.2 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
5.2.1 相关性分析 |
5.2.2 实证结果 |
5.2.3 稳健性检验 |
5.3 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机制检验 |
5.3.1 中介效应检验模型介绍 |
5.3.2 中介变量度量 |
5.3.3 实证结果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
6.1 产业集聚对东、中、西部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
6.1.1 东、中、西部样本特征描述 |
6.1.2 实证结果 |
6.2 不同类型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
6.2.1 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度量 |
6.2.2 实证结果 |
6.3 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
6.3.1 不同类型产业划分及特征描述 |
6.3.2 实证结果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
7.1 相关文献述评 |
7.2 模型设计 |
7.2.1 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介绍 |
7.2.2 检验原理 |
7.2.3 实证模型设定 |
7.3 实证结果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
8.1 相关文献述评 |
8.2 模型设计 |
8.2.1 常用空间计量模型介绍 |
8.2.2 偏微分分解方法介绍 |
8.2.3 空间权重矩阵构建 |
8.2.4 实证模型设定 |
8.3 实证结果 |
8.4 本章小结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2)中国电力能源替代经济性及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论文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1.2.1 能源转型研究 |
1.2.2 能源替代研究 |
1.3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 |
1.4 拟采取的研究方案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第2章 中国能源现状及发展趋势 |
2.1 能源概况 |
2.1.1 基本情况 |
2.1.2 化石能源 |
2.1.3 清洁能源 |
2.2 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
2.3 中国未来能源发展趋势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电能消费替代经济性分析 |
3.1 电能消费替代模型 |
3.1.1 能源消费者分析 |
3.1.2 成本-效益模型 |
3.1.3 计算资金时间价值 |
3.2 算例分析 |
3.2.1 均衡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
3.2.2 计算资金时间价值的分析 |
3.3 煤价与电价的联动 |
3.4 政策建议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清洁发电替代经济性分析 |
4.1 清洁发电LCOE模型 |
4.2 风电经济性分析 |
4.2.1 风电算例分析 |
4.2.3 风电敏感性分析 |
4.3 光伏发电经济性分析 |
4.3.1 光伏发电算例分析 |
4.3.2 敏感性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电能消费替代路径研究 |
5.1 电能消费替代弹性分析 |
5.1.1 模型的选择 |
5.1.2 数据处理 |
5.1.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2 电能消费替代路径分析 |
5.2.1 电能消费替代分析 |
5.2.2 电能消费替代路径建议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清洁发电替代路径研究 |
6.1 清洁发电替代弹性分析 |
6.1.1 二次效用函数 |
6.1.2 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 |
6.2 清洁发电替代的投资分析 |
6.2.1 清洁发电替代投资模型 |
6.2.2 清洁发电与火电投资替代分析 |
6.2.3 算例分析 |
6.3 清洁发电企业与传统火电企业博弈分析 |
6.3.1 博弈模型 |
6.3.2 博弈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碳排放与电能替代 |
7.1 碳达峰与能源消费达峰 |
7.1.1 碳达峰目标及意义 |
7.1.2 能源消费达峰预测 |
7.2 电力能源替代与碳排放 |
7.2.1 碳排放约束与预算约束 |
7.2.2 碳约束下的电力能源替代 |
7.3 政策建议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3)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二、学术回顾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小结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一、电力与通讯 |
二、毛巾与肥皂 |
三、燃料 |
四、自来水 |
五、铺底与房租 |
六、纳税与认捐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小结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小结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小结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一、晕堂 |
二、火灾与触电 |
三、建筑安全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小结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小结 |
结论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1.2.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1.2.3 评述与启示 |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1.3.1 研究方法 |
1.3.2 论文框架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基础理论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人口集聚 |
2.1.2 产业集聚 |
2.1.3 创新集聚 |
2.1.4 超大城市 |
2.2 人口集聚的相关理论 |
2.2.1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 |
2.2.2 规模效应理论 |
2.2.3 人口迁移成因与劳动力市场理论 |
2.3 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 |
2.3.1 新古典学派 |
2.3.2 空间经济学理论 |
2.4 创新集聚的相关理论 |
2.4.1 创新系统理论 |
2.4.2 经济增长理论 |
2.4.3 新经济地理理论 |
第3章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时空演变及空间分布特征 |
3.1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发展历史 |
3.1.1 北京市人口集聚的发展演进 |
3.1.2 天津市人口集聚的发展演进 |
3.1.3 上海市人口集聚的发展演进 |
3.1.4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发展与国外超大城市比较 |
3.2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空间分布特征 |
3.2.1 北京、天津、上海人口分布特征 |
3.2.2 北京、天津、上海人口自相关度量 |
3.2.3 北京、天津、上海的局部Moran’s I指数分布 |
3.3 小结 |
第4章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的人口增长机制分析 |
4.1 人口集聚现状分析 |
4.1.1 北京、天津、上海人口自然增长情况 |
4.1.2 北京、天津、上海人口机械增长情况 |
4.2 北京、上海、天津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实证分析 |
4.2.1 人口居留意愿重点文献回顾 |
4.2.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
4.2.3 样本描述性统计 |
4.2.4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特点 |
4.2.5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机制分析 |
4.3 小结 |
第5章 中国超大城市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5.1 产业集聚现状分析 |
5.1.1 产业分布现状 |
5.1.2 产业结构高度化现状 |
5.1.3 产业集聚现状 |
5.2 产业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理论依据 |
5.3 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5.3.1 PVAR模型表达式 |
5.3.2 模型构建 |
5.3.3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分析 |
5.3.4 单位根检验 |
5.3.5 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
5.3.6 偏度矫正LSDV估计 |
5.3.7 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5.3.8 脉冲响应分析 |
5.3.9 方差分解分析 |
5.4 小结 |
第6章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与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6.1 创新集聚现状分析 |
6.1.1 创新主体发展现状 |
6.1.2 创新投入产出现状 |
6.1.3 创新集聚现状 |
6.2 创新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理论依据 |
6.3 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6.3.1 模型构建 |
6.3.2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分析 |
6.3.3 单位根检验 |
6.3.4 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
6.3.5 偏度矫正LSDV估计 |
6.3.6 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6.3.7 脉冲响应分析 |
6.3.8 方差分解 |
6.4 小结 |
第7章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7.1 理论分析 |
7.1.1 创新集聚影响产业集聚的理论依据 |
7.1.2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理论依据 |
7.1.3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实证研究基础 |
7.2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理论模型 |
7.2.1 固定效应模型 |
7.2.2 随机效应模型 |
7.2.3 Hausman检验 |
7.2.4 中介效应模型 |
7.2.5 门限效应模型 |
7.3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中介效应实证分析 |
7.3.1 变量指标选取 |
7.3.2 模型构建 |
7.3.3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分析 |
7.3.4 变量相关性分析 |
7.3.5 单位根检验 |
7.3.6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中介效应分析 |
7.3.7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
7.4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门限效应实证分析 |
7.4.1 Hausman检验 |
7.4.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7.4.3 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门限效应分析 |
7.4.4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7.4.5 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的门限效应分析 |
7.4.6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7.4.7 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的门限效应分析 |
7.5 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5)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选题的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四、概念界定 |
五、研究架构 |
第一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背景 |
第一节 当代旅游业快速发展 |
第二节 旅游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 |
第三节 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增长 |
小结 |
第二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概要 |
第一节 旅游志编纂溯源 |
第二节 首轮省级旅游志编纂 |
第三节 第二轮省级旅游志编纂 |
第四节 两轮省级旅游志编纂特点 |
小结 |
第三章 省级旅游志体例安排 |
第一节 省级旅游志结构设计 |
第二节 省级旅游志的体裁 |
第三节 省级旅游志的文体 |
第四节 两轮省级旅游志体例比较 |
小结 |
第四章 省级旅游志记述的事象 |
第一节 旅游资源与开发 |
第二节 旅游线路与规划 |
第三节 旅游类型 |
第四节 旅游市场 |
第五节 旅游服务设施 |
第六节 旅游管理 |
小结 |
第五章 旅游志中旅游业的发展变迁 |
第一节 旅游活动类型的变化 |
第二节 旅游时空的拓展 |
第三节 旅游业属性的变迁 |
第四节 旅游管理规范化和法制化 |
第五节 旅游设施的发展 |
第六节 旅游功能多元化 |
小结 |
第六章 省级旅游志的价值 |
第一节 资料价值 |
第二节 应用价值 |
第三节 研究价值 |
小结 |
第七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存在的问题 |
第一节 组织工作问题 |
第二节 体例编排问题 |
第三节 内容记述问题 |
第四节 理论应用问题 |
小结 |
第八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优化建议 |
第一节 资料收集 |
第二节 篇目设置 |
第三节 内容建构 |
第四节 理论创新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古籍 |
二、地方志 |
三、资料汇编 |
四、着述 |
五、期刊论文 |
六、硕博论文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6)区位导向性政策与企业生产率 ——基于京津冀开发区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数据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点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
第一节 区位导向性政策的概念、特点和分类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综述 |
一、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理论基础 |
二、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实证研究 |
三、小结 |
第三节 理论假说 |
一、开发区的生产率效应 |
二、开发区生产率效应的异质性 |
三、开发区政策的空间外部性 |
第三章 区位导向性政策的中国模式:开发区的发展历程、类型及特征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开发区的发展历程 |
第三节 开发区类型和特征 |
一、国家级开发区 |
二、省级开发区 |
第四章 中国开发区实践的典型案例:京津冀开发区 |
第一节 开发区概况 |
第二节 开发区企业集中情况 |
第三节 开发区行业集中情况:基于DO指数的测算结果 |
第四节 开发区产业集聚情况:基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
第五节 开发区产业变动情况 |
一、产业布局及其变动 |
二、产业结构变动幅度 |
三、产业升级 |
四、产业同构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第七节 本章附录 |
第五章 开发区的设立能提高区内企业生产率吗?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数据处理简介 |
一、开发区边界数据 |
二、企业地址经纬度坐标 |
第三节 基准回归分析 |
一、变量描述 |
二、基准回归结果 |
第四节 基于“胜者-败者”视角的双重差分分析 |
第五节 基于边界视角的回归分析 |
第六节 补充检验:工具变量回归 |
一、工具变量的合理性检验与回归结果 |
二、工具变量回归的缺陷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第八节 本章附录 |
第六章 为什么开发区企业具有生产率优势?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政策租、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 |
第三节 关于基准回归结果的讨论 |
第四节 Combes方法的理论基础与实证模型推导 |
第五节 Combes方法的估计结果、稳健性检验与拓展分析 |
一、基准估计结果 |
二、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随时间的变动 |
三、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随距离的变动 |
四、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异质性的进一步探讨 |
第六节 本章不足之处的讨论 |
第七章 开发区企业生产率优势的异质性分析 |
第一节 开发区特征与企业生产率优势 |
一、国家级开发区与省级开发区的对比 |
二、开发区类型、成立时间与交通状况 |
第二节 企业特征与企业生产率优势 |
一、行业要素密集度和企业所有制类型 |
二、企业年龄和企业产出规模 |
第三节 开发区主导产业与企业生产率优势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五节 本章附录 |
第八章 开发区政策的空间外部性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变量描述和模型设定 |
第三节 周边地区带宽界定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第四节 空间外部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第六节 机制分析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论和启示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含义和启示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使用2011-2013年企业样本的补充研究 |
A.1 京津冀开发区企业集中情况 |
A.2 京津冀开发区行业集中情况 |
A.3 京津冀地区企业TFP分布 |
A.4 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变动情况 |
A.5 开发区企业的生产率优势 |
A.6 开发区生产率效应的机制分析 |
A.7 开发区政策的空间外部性 |
后记 |
在学期间部分学术成果 |
(7)我国民营上市企业空间分布及收敛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区域与研究内容 |
1.2.1 研究区域 |
1.2.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数据来源 |
1.4 技术路线 |
1.4.1 技术路线 |
1.4.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研究基础与相关研究动态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民营上市企业 |
2.1.2 经济收敛性 |
2.2 相关假说理论 |
2.2.1 区位理论 |
2.2.2 收敛假说理论 |
2.3 空间计量的相关基础梳理 |
2.3.1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取 |
2.3.2 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2.3.3 空间权重矩阵 |
2.4 相关文献综述 |
2.4.1 基于上市企业空间布局的相关研究 |
2.4.2 基于收敛性假说的相关研究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发展现状及区域差异 |
3.1 民营上市公司的发展现状 |
3.2 民营上市企业多维度发展特征 |
3.2.1 区域规模 |
3.2.2 民营化方式 |
3.2.3 行业维度 |
3.2.4 区域绩效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我国民营上市企业的空间分布演变 |
4.1 研究方法与数据准备 |
4.1.1 空间研究方法 |
4.1.2 数据准备 |
4.2 民营上市企业的时空演变 |
4.2.1 民营上市企业数量的空间分布 |
4.2.2 民营上市企业空间分布的核密度分析 |
4.2.3 基于标准差椭圆和重心迁移分析 |
4.3 民营上市企业数量空间相关性分析 |
4.3.1 全局空间相关分析 |
4.3.2 局部空间相关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我国民营上市企业数量的收敛性分析 |
5.1 我国民营上市企业数量收敛性检验模型 |
5.2 σ收敛及其结论分析 |
5.2.1 σ收敛检验 |
5.2.2 σ收敛检验结果分析 |
5.3 绝对β收敛检验及其结果分析 |
5.3.1 绝对β收敛检验模型构建 |
5.3.2 绝对β收敛结果分析 |
5.3.3 基于绝对β的三大俱乐部收敛结果分析 |
5.4 条件β收敛检验及其结果分析条件 |
5.4.1 条件β收敛检验模型构建 |
5.4.2 条件β收敛变量的选取 |
5.4.3 条件β收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5.4.4 条件β收敛结果分析 |
5.4.5 基于条件β的三大俱乐部收敛结果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主要结论及展望 |
6.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6.2 研究的不足之处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表1 证监会2012 版行业分类标准 |
附表2 民营上市企业营业收入视角下区域差异 |
附表3 民营上市企业净利润视角下区域差异 |
附表4 民营上市企业总资产视角下区域差异 |
附表5 我国民营上市企业净利润省域数据 |
附表6 我国民营上市企业营业收入省域数据 |
附表7 我国民营上市企业总资产省域数据 |
致谢 |
(8)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研究 ——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缘起:农村秩序具有契约偏好 |
一、农村契约具有构造社会秩序的作用 |
二、诸多与农村契约相关的问题有待解决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一、研究目的:推动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的功能实现和法治化 |
二、研究内容: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和私人事务契约 |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契约”及其与“合同”的异同 |
二、农村契约 |
三、农村契约秩序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北京市延庆区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基本样态 |
第一节 农村集体经济合同 |
一、资源类合同 |
二、资产类合同 |
三、资金类合同 |
四、其他类合同 |
第二节 契约合意下的村民自治规约 |
一、延庆区村民自治规约的总体样态 |
二、村规民约 |
三、村民自治章程 |
四、村民(代表)会议决议 |
第二章 北京市延庆区农村私人事务契约基本样态 |
第一节 农户家庭承包及流转合同 |
一、农户家庭承包合同 |
二、土地流转合同 |
第二节 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契约 |
一、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意愿强烈 |
二、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契约基本样态 |
第三节 农村家事契约 |
一、婚姻契约 |
二、分家协议 |
第三章 农村契约秩序的功能:实现产权价值 |
第一节 产权与农村契约秩序的关系 |
一、产权明晰是契约秩序形成的前提 |
二、产权具有相对性 |
三、实现产权价值是契约秩序的主要功能 |
第二节 村集体资产的产权价值实现 |
一、村集体资产的产权人及产权内容 |
二、村集体资产的产权价值实现方式 |
第三节 家庭财产的产权价值实现 |
一、家与户的关系 |
二、家庭结构 |
三、家庭财产的产权价值实现方式 |
第四节 宅基地的产权限制及其价值实现 |
一、宅基地的产权限制政策 |
二、宅基地的产权价值实现方式 |
第五节 农用地的产权价值实现与攫取 |
一、当前农用地的产权价值实现状况 |
二、农用地的产权价值攫取 |
三、农用地产权价值最大化的建议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农村契约秩序的法治化 |
第一节 农村契约形式的规范化 |
一、立法对农村契约形式的规制 |
二、农村契约的实然形式 |
三、农村契约形式现存问题及解决方案 |
第二节 农村契约内容的法治化 |
一、立法对农村契约内容的规制 |
二、完善农村契约文本内容 |
三、农村契约内容的法治化问题及解决方案 |
第三节 以法治方式推动农村契约履行 |
一、农村契约履行状况 |
二、公权机关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应发挥的作用 |
第四节 农村契约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 |
一、农村契约纠纷的主要类型及发生原因 |
二、农村契约纠纷多元解决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9)北京市商品住宅价格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符号对照表 |
缩略语对照表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1.2.3 文献评述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可能的改进和创新 |
第二章 房地产价格理论分析 |
2.1 房地产的含义和特征 |
2.1.1 房地产和房屋的分类 |
2.1.2 房地产的特征 |
2.1.3 房地产价格 |
2.2 房地产价格决定理论 |
2.2.1 生产价格理论 |
2.2.2 供求决定理论 |
2.2.3 预期理论 |
2.2.4 政府干预理论 |
2.3 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 |
2.3.1 经济因素 |
2.3.2 城市发展因素 |
2.3.3 房地产行业因素 |
2.3.4 成本因素 |
2.3.5 政策因素 |
第三章 北京市商品住宅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
3.1 城市发展规模 |
3.1.1 北京市经济规模 |
3.1.2 北京市人口规模 |
3.2 房地产市场调控及其价格分析 |
3.2.1 房地产市场调控阶段 |
3.2.2 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 |
3.3 供给因素分析 |
3.3.1 房地产投资额 |
3.3.2 房地产竣工面积 |
3.3.3 土地价格 |
3.3.4 建安成本 |
3.4 需求因素分析 |
3.4.1 人均可支配收入 |
3.4.2 商品住宅销售面积 |
3.4.3 通货膨胀率 |
3.4.4 利率 |
第四章 北京市商品住宅价格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4.1 指标选取 |
4.2 研究范围及数据来源 |
4.2.1 研究范围 |
4.2.2 数据来源 |
4.3 商品住宅价格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
4.3.1 灰色关联度分析 |
4.3.2 北京市商品住宅价格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
4.4 基于回归模型的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因素分析 |
4.4.1 建立模型 |
4.4.2 模型的相关性分析 |
4.4.3 回归模型的F检验 |
4.4.4 结果分析 |
第五章 政策建议 |
5.1 完善土地供应制度 |
5.1.1 减少土地财政,优化土地供应 |
5.1.2 提高土地供给效益,完善土地出让制度 |
5.2 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
5.3 建设多核心的空间发展模式 |
5.4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疏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 |
5.5 完善信贷政策,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 |
5.6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进程,完善房地产税收政策 |
第六章 结论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不足和展望 |
6.2.1 研究不足 |
6.2.2 进一步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10)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研究 ——基于北京市的数据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问题提出 |
三、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社会组织经济功能研究 |
二、社会组织经济效应实证研究 |
三、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核算研究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目标 |
第二章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理论分析和研究范畴 |
第一节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理论支持 |
一、社会经济理论的启示 |
二、资源配置理论的要义 |
三、交易成本理论的影响 |
四、社会资本理论的意义 |
第二节 社会组织的概念与范畴 |
一、政策文件的演变发展 |
二、学界研究的观点探讨 |
三、本研究的概念界定 |
第三节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机制分析 |
一、社会组织直接经济贡献 |
二、社会组织间接经济影响 |
三、社会组织经济贡献评价指标体系 |
第三章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核算的现状和问题 |
第一节 国外非营利部门经济核算的经验做法 |
一、SNA体系中的非营利部门经济核算 |
二、联合国《非营利机构手册》的倡议 |
三、非营利部门核算方法的持续改进 |
第二节 中国社会组织经济核算现状 |
一、国民经济核算总体情况 |
二、第三产业经济核算存在短板 |
三、社会组织经济核算仍在起步 |
四、社会组织经济核算评价 |
第四章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测算和结果分析 |
第一节 测算方法设计 |
一、测算思路和样本选择 |
二、数据采集和处理 |
三、测算指标说明及计算方法 |
四、测算方法的不足 |
第二节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测算结果 |
一、潜力巨大的经济规模 |
二、重要的就业部门之一 |
三、富有特色的经济结构 |
四、较高的经济增速 |
五、有待提高的劳动生产率 |
第三节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特点分析 |
一、主要优势 |
二、问题短板 |
第五章 社会组织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
第一节 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 |
一、变量选择和研究思路 |
二、实证分析 |
三、实证小结 |
第二节 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
一、变量选择和模型构建 |
二、实证分析 |
三、实证小结 |
第六章 国外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情况 |
第一节 美国非营利部门经济图景 |
一、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的美国特色 |
二、发展环境和影响因素 |
第二节 日本非营利组织经济面貌 |
一、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的日本实践 |
二、发展环境和影响因素 |
第三节 德国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 |
一、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的德国模式 |
二、发展环境和影响因素 |
第四节 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经济影响 |
一、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的澳大利亚特征 |
二、发展环境和影响因素 |
第五节 经验启示 |
一、公共部门的资金支持 |
二、市场化的发展方向 |
三、宽严并济的法律规制 |
四、卫星账户具有核算优势 |
第七章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结论分析和思考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制约因素 |
一、政策制度因素 |
二、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因素 |
三、经济社会环境因素 |
第三节 促进社会组织经济发展的思考 |
一、深化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认识理念 |
二、构建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核算体系 |
三、强化社会组织发展制度供给 |
四、提升社会组织自身发展能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四、2002年北京市经济发展及2003年走势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研究[D]. 李朋骜.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电力能源替代经济性及路径研究[D]. 朱明亮.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1(01)
- [3]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研究[D]. 续伊特. 吉林大学, 2021(01)
- [5]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D]. 高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9)
- [6]区位导向性政策与企业生产率 ——基于京津冀开发区的研究[D]. 傅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我国民营上市企业空间分布及收敛性研究[D]. 石蕾平.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
- [8]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研究 ——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D]. 李树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9]北京市商品住宅价格影响因素研究[D]. 刘兵.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19(02)
- [10]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研究 ——基于北京市的数据分析[D]. 杨莹.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